如果以2018年修订后的结果来解释组织的规范含义，就意味着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的宪法原则失去了约束立法的规范效果。

国家的巩固强盛，社会的安定繁荣，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提高，最终都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取决于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总体格局形成时，法治要素齐备、结构合理、功能合理，法治运行秩序流畅，法治现代化初露端倪。

从法价值的功能来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法律在调整人们行为时主要是发挥自身的规范确认功能和社会保障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理念，归根结底就是要确保法治的人民性，要保证法治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始终掌握在人民手中，要让人民广泛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共决策，让人民亲自参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制度目标的图景设计，让人民有权监督中国式现代化实施的发展进程，最终要让人民有权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状况。很显然，把抓阶级斗争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法理上是站不住的，这不能不说是宪法在处理自身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互之间关系的一个制度短板和缺陷，甚至可以视为在法理上存在重大的错误。虽然党的二十大报告并没有给中国式现代化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列举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内容，但通过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项基本特征，对达不到中国式现代化标准和要求的非中国式现代化作了逻辑上的排除，也就是说，凡不具备五项基本特征的所谓现代化就不能被视为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写入了报告，1999年现行宪法第三次修正时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使得依法治国成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25]廉希圣教授指出: 在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邓小平曾指示，基本法宜粗不宜细。第一步是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来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第三部分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004年宪法修正案在1993年宪法修正案基础上，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修改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步具备了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中的中国式对现代化内涵的限定功能，强调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对现代化的根本决定性作用。

真正在宪法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确立科学合理的辩证关系的是1982年宪法即现行宪法。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1954年9月5日）中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了系统阐述。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四是延伸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目标，增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终极现代化目标，也就是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为了现代化而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最终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8]许耀桐:《现代化的八次阐释和四次评析》，参见 http: //www．cssn．cn/zzx/xsdj_zzx/xsdj_xyt/201408/t20140825_1302551．shtml，2023年4月17日最新访问。

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法律以消灭私有制作为自身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因此，具有比资本主义法律更强的生命力。[31]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就是要为了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让每一个人都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视为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的总抓手。

[9]1959年末至1960年初，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毛泽东对三个现代化的提法做了完善和补充。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的谈话中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的来龙去脉曾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出来的。

作出上述修改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特征。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着两种形态的法律文明，一种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的资本主义法律，一种是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法律。

两者之间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必须要有机结合起来加以考察。[30]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再一次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具体时间表、路线图作了科学规划，提出了两步走战略。因此，不论是中国式现代化自身存在的具体标识，还是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实现的条件，都必须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制度保障功能。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点，为这个重点服务。此外，1993年宪法修正案还把1982年宪法文本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精神文明现代化特征修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中国式现代化起源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工业化国家的憧憬以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具体目标的设想关于现代化，一直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则强调，为了保证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必须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

三、法治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和条件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第七部分明确提出了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主张。二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外在特征的描述，从富强、民主、文明三个要素增加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五个要素，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表现形式。

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党的十二大报告还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若干重要条件作了系统性阐述，指出：做好党在八亿农民中的工作，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要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既需要政策的倡导和推进，也需要法治的规范化保障，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的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0]许耀桐:《现代化的八次阐释和四次评析》，参见 http: //www．cssn．cn/zzx/xsdj_zzx/xsdj_xyt/201408/t20140825_1302551．shtml，2023年4月17日最新访问。这就从哲学方法论的层面明确了法治与现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确认了法治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性保障地位和作用。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序言中提出了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并规定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此外，通过论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要义，突出强调了法治的人民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23]由此可见，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从第一部宪法开始，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就作出了全面规划，宪法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为党的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五项基本特征和九项本质要求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这是面向未来五年和到2035年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和发展目标。[19]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宪修宪重要文献资料选编》，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第397页。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发展也呈现出不断健全和完善的特征，从文革中的缺少法制到改革开放法治格局的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地迈向法治现代化的目标。资本主义法律相对于原始社会法律、奴隶社会法律和封建社会法律要先进得多。

[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九项本质要求，虽然在本质要求中没有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特别的阐述，但却在报告的第七部分强调了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主张。上述重要论断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是在认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领域取得的各项历史性成就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新时代十年法治工作的高度肯定，同时也是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现状的科学表述，为进一步在实践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也诞生了区别于资本主义法律和一切剥削阶级法律的社会主义类型法律。为了全面和有效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各项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通过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九项本质要求来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实现指明了具体的实践路径，也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制度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所增加的描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扩展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个文明协调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内涵和底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11]在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明确宣布要在20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3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82页。

他指出：拨乱反正的一项重大战略方针，就是把国家的工作重点坚决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10]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